数字资本主义的虚幻及其历史命运
作者：李仙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
[摘 要]以数字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资本主义正呈现出新的虚幻表征和困境，是充满矛盾的体系。认识当代数字资本主义，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的神秘性、进步面只是外在的假象，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对此，我们需要廓清数字资本主义幻像，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实质，认真应对在数字经济领域两种制度长期合作与斗争的现实挑战。
[关键词]数字技术；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历史命运；社会主义数字文明
发射到太空的星链卫星，穿越时空缩短距离的数字链接，单单输入文本就能生成引人入胜的视频影像等数字科技镜像不断挑战世人想象，影响人们的判断。面对科技进步深刻影响、改造、颠覆和重塑的技术世界，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展示出了令人炫目的人类福祉幻像、强劲勃发的科技实力以及对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数字技术是否标识着资本主义“稳如磐石”？怎样看待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和重要标识的数字科技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地位和历史命运？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科学看待数字资本主义的前提和关键。
一、假象和幻境：数字资本主义使人的解放失去方向
数字科技的发展势不可挡，令人疑惑的是，数字技术之马要奔去何方？在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的“联姻”中，以数据为最基本要素，以数字平台、云空间、智能算法和数字治理为基础，用来攫取巨大垄断利润的新型资本主义形态，代表着21世纪资本主义正进入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数字资本主义正在以新的生产方式重塑资本主义，也渐渐将产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作为其附庸。对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剖析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第一，以数字技术为主要表征的当代资本主义孕育着飞速变革的数字时代，标志着资本主义物质形式、技术形式的新变化和新扩张，但其社会关系形式、资本逻辑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数字技术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福祉幻境，但并不意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
在传统经济范式中，生产要素主要以实体方式呈现，而在数字经济中，生产要素则主要以数据为必要投入。依靠数据的汇集、运算、配置催生出各种数字产品及数字业态，各种基于数字化的商品、平台乃至人工智能机器不断涌现和升级更迭，拓展、延伸、重塑乃至超越了传统物质生产逻辑。数字化程序、数字生产、数字交换、数字分配与消费关系的重构与变革，标注着传统工业经济范式的革命性变革。然而问题在于，数字技术乃至智能机器的出现，在推动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同时，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发生根本性变革？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如列宁所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意味着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国外学者在憧憬数字科技带来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对“数字化衰退”有深深忧虑。一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基于二重性方法，提出了审视数字经济的辩证观：一边是资本革命性成就，另一边是资本逻辑下奇妙而虚幻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可怕代价。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推动资本增殖的同时瓦解了资本积累，进而加剧社会化大生产和个人占有的资本主义本质矛盾。
第二，数字技术革命给全人类和世界带来了“世界性幻境”，“脱域性”显著增强，呈现出数字技术成果创造、交换与分享的公共性，与科技霸权、话语霸权、景观霸权等独断性的资本主义制度本性之间的矛盾，由此带来的不稳定状态和风险日趋增大，世界发展与安全面临新的多重危机。
从科技成果创造看，当代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在资本主义日趋强劲的科技实力之外，非资本主义国家正在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数据是科学、技术和工程学的命脉，近年来也在经济、金融、政治和商业中开始扮演越发核心的角色。”数字科技革命意味着企业间的交易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成本急剧下降，使数字技术好比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为世界经济运行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增强了全球社会生产力的韧性。但数字技术收益在使用、占有、支配、分配层面上存在巨大鸿沟。数字经济的国际分工与竞争使跨国企业成为数据资源的主宰者和垄断者。现今，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于网络巨头、数字大鳄手中，其主要利益就是利润最大化。2021年全球市值五强企业中，一些互联网跨国企业均受益于政府疏于监管以及军事和情报机构的垄断性支持，这些机构凭借其庞大的预算和国际垄断地位迅速扩张，对世界各国政府、其他企业施加压力，操纵和控制全球市场、资源。尽管在全球分工体系和产业链价值链下存在不同形式的国际分工，但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络与数字平台，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世界性。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数字技术革命又与老旧殖民主义一脉相承。“应该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包含着内生的动态性和动态的不稳定性的社会系统，一个扩张的社会系统，而且经常处于危机状况下，尤其是在今天。”资本主义通过“抢占地盘”（Land-Grabbing）“越界”（Border-Crossing）等技术强权及市场扩张，唯利润马首是瞻。在资本对数据的掌控下，普通数字劳动者甚至无法完整看到自己生产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多被大企业控制，这些企业通常出于商业考虑收集和整理这些数据。媒体巨人、搜索引擎、目标网站、商业技术开发、赛博空间、开源码运动等在强劲的商品化、全球化进程中，构筑着一种复杂、令人迷幻的数字生产方式。商品化领域与公共领地交织并存、商业化与非商业化纠缠共在、实体化与虚拟化难分彼此，令人纠结焦虑又欲罢不能。表面上数字技术发展挑战着资本主义的专利原则和垄断地位，实质上资本主义依然能利用新技术发展自身。用户在网上生产、消费和交换的内容、时间越多，创造的商业价值就越高，互联网企业的利润就越高。根据在线点击排名，在线寡头垄断市场的占有率往往难以撼动。数字网络非但没有消解垄断行为，反而难逃大企业主宰的宿命。“在亚马孙和谷歌等‘引领潮流’的新经济企业中，已经形成了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其目的是尽一切可能压榨劳动者的努力，其中包括无偿加班。”可以说，在大数据领域，普通民众更多只是客体，普通民族国家更多只是边缘者。国际垄断的数字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产业资本主义相互融合，展开数字化全球扩张，以低工资、野蛮的工作条件等各种“美妙”的借口和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把全球数字劳动者变成“单面人”“被监控者”“被剥夺者”。正如国外学者所言，当代资本主义面临“五劳”困境：停滞、寡头式再分配、掠夺公共资源、腐败、全球无政府状态，似五种不断恶化的疾病，时刻破坏资本主义躯体，危害世界发展与安全。
第三，数字资本主义营造的民主、自由、舒适的假象和幻境遮蔽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的自身调整机制正呈现出失效态势。
随着信息技术兴起，尤其是不久将来必将广泛应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意味着技术取代劳动的趋势所带来的危机会达到顶峰。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机器不断摧毁手工工人，现在正“攻击”中产阶级。对此，兰德尔·柯林斯描述了技术节约劳动力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前，机械化取代的主要是体力劳动，而最近这一波的技术革新则开始取代行政工种，并开始缩小中产阶级的规模。信息技术开启了第二轮对劳动的取代，这次取代的是中产阶级从事的沟通类工作。在机械化之外，我们的字典里又增添了自动化和电子化这两个决定人类长远发展的丑陋词语。柯林斯观察到，智能化机器在编程、管理、文件处理、行政和教育等工作中已得到广泛应用，甚至被用于设计和制造更先进的新机械。电子化之于中产阶级与当年机械化之于工人阶级如出一辙，而且取代速度会更快。柯林斯预测，到21世纪中叶，失业率将高达50%—70%，所有利润将会被“一小撮拥有机器人的资本家”收入囊中。在资本主义竞争格局下，数字技术取代劳动成为一种趋势。“当前这个阶段的高科技创新，即自动化、机器人化以及机器对沟通类人工劳动的取代正在全面展开，并且肯定会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越来越极端。完整的人工智能尚不存在，无法准确模拟人类进行灵活和创造性认知的能力。人工智能离这个标准越近，就会有越多高级的劳动力被取代。”机器人成为新的体力劳动者，甚至会取代熟练工种、经理人和技术专家。对此，柯林斯列出了有可能拯救资本主义的“五大逃脱术”，然后一一加以反驳，认为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扩张市场、发展金融部门、政府提供就业、加强教育的缓冲作用五条“逃生通道”，在资本主义本质矛盾无法消除的前提下，显然都“关闭”了。技术取代劳动这一结构性趋势会不断把资本主义推向危机。唯一能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通过非资本主义体系取代资本主义。
第四，数字化时代科技、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得数字异化、机器异化的形式发生了全新变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重要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在肉体和精神层面对人产生的毁灭性影响。
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异化形式不断演进的历史。机器、科技的发展在减轻人们繁重体力的同时，多数人难以掩饰不满、哀叹和苦闷。“蓝领也好，白领也好，他们说的都是同一句话：‘我是机器人’。”在资讯信手拈来的大数据、云计算时代，在劳动者自主性、舒适性极大增强的“互联网+”时代，人们创造、使用的数字技术及从事的数字劳动，正在演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支配、奴役人，从而使人成为数据网络技术链条上的各个节点。须臾离开数字平台及其工具（如手机），有多少数字劳动者、数字用户会不知所措？劳动者及其日常生活被数字技术操纵而变得碎片化、简单化。随着个人数据越来越多被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器掌握，人们越发感到难以掌握主体自身，陷入前所未有的异化感。“要么彻底拒绝资本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技术合成物，要么逐步改造它们使之更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源自那种关系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中的创新者为获取无止境的收益而不断拓展商业化、商品化或自由化。在数字化全球扩张中，国际数字垄断资本不断把不同区域、国家乃至全球数字劳动者纳入其中，呈现出数字资本、数字商品、智能机器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乃至人与人关系的物化、数据化、景观图像化。不少国外学者感叹，没有一个个体生命不被装置所塑造、感染和控制。机器、数据、景观等新奇之物正不断宰制人，成为人的桎梏，使人与人相互隔离，个体孤独感不断增强，人成为机器的傀儡，人的解放之途失去方向。
二、祛魅与揭示：数字资本主义并未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在数字产品人人可得、人人可及、人人可用的当下，数字技术的全球推广和普及似乎成为人们和各国社会发展的福祉和希冀。但当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被赋予资本增殖功能时，剥削、侵略、霸权等数字扩张链条的案例就清晰可见，数字资本主义的幻境、幻像终要祛魅，“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问题并不在于数字资本主义的虚幻与悖论，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分析和理解这种现象，即当资本主义进入数字时代，如何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对于这个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可以洞悉数字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实质。
第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来看，数字生产社会化的需求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具有新的形式。在数字资本主义下，数据已经渗透至每一产业和业务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生产率增长、效率提升及创造力增强。因此，在不少场合中，人们把数据比喻为新时代的石油或火药。数据成为新的动能和增长点，数据的资产化、财富化势不可挡。对数据资产的运营、配置、交易与分配，对数据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正成为新的政治经济学命题。“毫无疑问，大数据将会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重大的影响，也将会给科学事业带来极大的裨益。它对于重大发现以及我们观察世界的新视角领域的成功将取决于它与更深层次的概念化思维以及传统的理论发展之间的一体化程度。”但在资本主义语境下，数据、算法、算力成为资本支配劳动者的工具，数据技术就会成为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工人、大众的帮凶。当数字技术为资本掌握，成为资本的工具时，它必定会变成更为复杂的奴役工具，远程登录的数字资本主义对全世界的统治和压榨就会登峰造极，加速破坏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物理环境。
对此，有国外学者将数字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概括为数字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数字资本与“数字公地”（Digital Commons）之间的矛盾。的确，数字资本主义内在逐利的不竭动力与缓解内部矛盾的迫切愿望之间的矛盾，难以通过自我调节实现“和解”，而且数字资本权力的政治化愈演愈烈。发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利用数字领域的规则空白，在数字网络空间“跑马圈地”肆意妄为，大肆掠夺和破坏数据资源，通过搞“芯片联盟”“清洁网络”等科技“小圈子”，为实施数字封锁寻找借口，甚至滥用数字科技霸权大搞围困封堵、贼喊捉贼、数字铁幕、网络攻击和监听窃密等。这些霸道行径已成为世界数据生产力蓬勃发展的严重桎梏。数字化生产在形式、内容上的确花样翻新、奇点频现，但并未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预见性。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没有变。数字技术乃至人工智能等对生产者、消费者的广泛宰制，并未改变资本追逐利润的天性，并未削弱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基本矛盾。
第二，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来看，数字资本主义呈现更强的虚伪性和霸权性，充分印证了这种生产关系的历史暂时性及危机的全面性。现代社会生产关系有两种基本的形式：一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二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目的和本质是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全部生产服务于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目的，具有无限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内在冲动和张力，但这种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劳动和生产资料日益社会化的要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立。“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社会的生产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
作为生产要素，数据的生产不是为了实现劳动者的自由和闲暇，而是更多无形、免费占有自由时间，这种掠夺是以剥夺劳动者的发展空间、自由和情感为代价的，具有更多的隐秘性、技巧性和蒙蔽性。随着数字生产关系的发展，分享、使用、占有、处置数据的权利，成为划分阶级或阶层的重要标尺。以往人们谈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所说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形，在数字化、网络化企业中发生了变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被分享的，资本增殖的最终收益主体日趋复杂，但不变的是贫富分化的加剧、雇佣劳动者的边缘化、资本与雇佣劳动者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内在逻辑。“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不论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便利性有多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对抗就不可避免，这就“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以数字技术为表征的当代资本主义正面临种种危机。数字生产力的社会化、共享需求与支配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无法通过内部行政力量调节、市场力量解决，资本对数字生产的绝对支配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与种种危机的根源。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依托的首要原则——价值增殖没有变，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趋势就难以逆转。
第三，从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看，数字技术深刻影响了我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势必促使资本主义数字生产方式产生新变化，数字拜物教的背后是数据过度资本化。数字生产方式不仅代表大数据、云计算、算法、区块链、人工智能、智能增强、元宇宙等一系列技术在当今社会的应用，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塑造了新的生产、生活、交往方式，而这些新的生产、生活、交往方式在不同社会制度框架下的运用，正在深刻塑造生活在其中个体的观念、情感与行为等。作为数据提供者和使用者，“数众”被强行纳入数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此过程中，数字资本主义的“空间王国”，如脸书、推特、亚马逊等也逐渐被推向神秘化境地，数字崇拜、数字异化、数字虚幻成为新的生活、生命困境。资本主义语境下数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概念、原理和新的体系同样被神秘化了。数字对生产、生活以及人本身的作用往往以扭曲、变形、夸大、片面的形式表现出来，产生了数字幻像和数字拜物教。例如，一味追逐数字的形式、外延而忽视本质与内涵，强调数字效率而忽视数字公正；偏重个体本位而轻视共性等对数字、数据和信息的过度崇拜。在数字资本主义现实生活图景中，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数据通过各种数字景观闪亮登场，个体往往会炫耀比别人拥有更贵更多的数据，这成为人们幸福幻像的虚假支撑。数以百万计的人将幻觉与现实混淆起来。数字幻觉越是占优势，日常生活就越贫乏。人们更加看好数字虚幻化角色而不是自己的真实生命。数字资本化的角色通过物性补偿得到的快乐只是虚假的，而不是真实的存在。数字化表象笼罩下人们身体上近在咫尺，精神心理上却无限遥远。
第四，从意识形态看，数字资本主义凭借对数据、语料、算法及应用场景的赋值、定义、交换及渲染，实现其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和霸权，呈现出片段化、片面化、虚伪性的价值导向。比如“信息茧房”的出现和固化，就是针对用户偏好进行的个性化推荐引导，加剧了用户接触信息的同质化，让人们看到的东西、听到的观点变成“密室”。当歪曲事实、抹杀真相、左右数据传播、笼罩数据生态之时，公共真实信息的传播、社会意见的整合、社会共识的达成就变得日益困难和遥不可及，价值观层面的撕裂固化筑成一道道“数字鸿沟”。资本主义价值观对个人主义、霸权主义、抽象理性等的偏好，导致数字意识形态全面操控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炫酷迷乱的数字技术、数字商品背后，隐藏着数字劳动主客观条件的压抑和异化。随着人们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不断被刺激，文化产品数字化、产业化进程加速，依托数字技术垄断的资本主义话语霸权、景观霸权等日益暴露出虚伪性、贪婪性、残酷性。在美国，“苹果的播放器占有70%的音乐下载市场，谷歌占有70%的搜索市场，YouTube占有73%的在线视频市场，Facebook占有63%的社交网络市场”。这些数据可能在不同年份会发生变化，但数字资本领域的寡头垄断、发展瓶颈难以消解。通过数字产品植入价值观，通过数据库配送嵌入价值偏好，通过数字空间垄断实施文化霸权、政治霸权，通过制造双标让他国媒体消音住口，打造“黑金”“黑论”“黑嘴”等舆论链条以制造虚假信息进而控制、煽动全球舆论，意识形态的迷惑性与欺骗性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难掩之实。
三、社会化与共有共享：数字资本主义的走向
2023年春，横空出世的ChatGPT直逼人类智能水平。新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碾压常识、爆红全球，在颠覆传统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其巨大风险也引发世人忧虑与警惕，人工智能会把人类带向何方等风险安全隐忧与困惑挥之不去。透过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不难发现，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背后是资本与权力的合谋，是对人类社会群体及个体命运的绑架。在分析数字资本主义弊端与实质的同时，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逐渐成为关注焦点。
第一，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涉及很多方面，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没有改变。数字技术任何新变化都改变不了资本主义走向危机的必然性。那种把数字资本主义憧憬为绝对美好和永远停滞的社会理论，终归只是一种欺骗性宣传和一厢情愿的幻像。
马克思主义认为决定历史变迁的终极原因不是抽象的人性、理性或精神，而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生产能力。回顾历史，资本主义在创造出以往任何时代不可比拟的发达生产力的同时，也塑造了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文明。以资本逻辑主导，以商品交换、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现代文明形态，标志着“世界历史”的到来。直至今天，在未来社会曙光不断呈现的数字时代，人类社会仍未摆脱“世界历史”时代。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质的、最有决定性的。”建立在私有制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数字资本集团等资本寡头，凭借对数据、算法、算力等重要生产要素的垄断，不断实现价值增殖的目的和全面控制国家权力的愿景。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及其运行的新变化虽然眼花缭乱，甚至让人有“共享之城”“理想之城”就在眼前的错觉，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这必将导致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种种危机。原因何在？“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本主义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实质上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导致的公共性、共享性危机。如果说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推翻的根源在于其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迫切需要的公共性与共享性，那么资本主义曾经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正成为自己的“掘墓工具”。可见，数字技术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长生果”。数字资本主义的过渡性和历史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那种片面地以各种方式强调数字科技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夸大数字科技作用进而回避乃至混淆其与生产关系及社会所有制关系的谬论，恰恰反映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
第二，数字技术暂时缓和但在根本上却不断激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在延缓资本主义生命的同时，也为其最后灭亡布下陷阱。如前所述，数字化使数据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并以其共享性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开辟了新可能。相较于厂房、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资料所有权具有的排他性、不可分享性，数据等生产要素可以跨时空甚至无限制被分享、共享。这种公共性、共享性程度越高范围越广，其价值就越大。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了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数字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数字生产、使用、运营、成果的公共性、共享性，而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之上的，不可能真正实现数据资源的共享和剩余的共享。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的终结”，那么它不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终结，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历史的终结。
与之对应，作为社会主义主体力量，无产阶级阶级性使其具有最大的公共性和共享性。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并做出科学预见，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在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同时，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进而消灭一切阶级。“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公共条件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是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其生产资料、社会权力、公共服务、公共治理等都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至于以何种方式和途径实现理想的社会，则是由具体历史的现实条件决定的，需要结合国情进行探索和创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无疑给出了方案，其根本在于使资本逻辑回归于以人民为中心，让数据这种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总体上能够为广大人民公有、共享。
第三，坚定制度自信，用社会主义制度引领、驾驭数字资本、数字技术。社会主义是在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生成的，这一生成的历史必然性在于，社会主义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及其造成的危机。“虽然技术就其本身而言，并未决定历史演变与社会变迁，技术（或缺少技术）却体现了社会自我转化的能力，以及社会在总是充满冲突的过程里决定运用其技术潜能的方式。”建立在数据要素基础上的数字经济极大提升了经济活动的科技含量和劳动生产率。这一切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超越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而且为彻底消除贫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畅想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提供了可能。“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技术最伟大发展就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融通。科技的历史使命与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是相一致的。
以数字劳动、数字产品以及数字网络平台为主要特征的数字化生产方式，大大节约了人力和人的劳动时间，增加了人的自由活动时间，为人的劳动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机遇。数字生产力属于数字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新形式，其数据、流量、数字劳工、数字平台本身就具有社会公共性质。这种数字化、社会化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与数字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会日益突出和尖锐，唯一出路是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只有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才能真正使数字技术、社会进步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有共享。其中，积极发展数字技术，建立并完善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的制度保障体系，夯实与完善数据基础制度无疑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大局，创设社会主义数字文明的必然要求。
第四，正确看待数字资本主义，要把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现代史观与世界史观有机结合起来。发展数字生产力，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向未来新社会形态转变的物质基础。同奴隶制、农奴制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各种要素的创造。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资产阶级国家追求的总利益不仅停留在国家层面，而且会拓展到国际层面。除资本主义总利益之外，并没有什么别的共同福祉。“正是在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实力与影响而斗争的领域被建构出来。当代资本主义本身既具有其制度发展的弹性和生命力，也滋生着内部不可遏制的变革因素和否定因素。”
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面前不能置身事外，要建立推动、发展现代化进程的生产方式。科技催生文明之果，文明孕育科技之实。数字技术本无国界，作为人类共同的财富，理应共建共享。纵观科技发展史，科技成果总在相互渗透交流中催生迸发，推动人类文明跃迁。中国的“四大发明”正是在世界交往交融中成为摧毁旧世界的武器。马克思阐明了近代条件下，世界历史的形成依托新技术新航道新市场新领域的开启。资本主义与世界历史的形成同向同行，任何一国的经济都成为世界经济一部分，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加速了国际分工和协作，缩短了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距离，使其经济联系和交往空前发展。正因如此，每个国家在快速多变的国际经济联系面前，都必须在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方面进行相应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减少社会发展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积极抓住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先机，激发国际国内数字技术活力，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着力增强发展数字经济本领，合力促进数字技术沿着人类文明大道健康发展。
第五，正确看待数字资本主义，认真应对在数字经济领域两种制度长期合作与斗争的现实挑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雇佣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劳资关系、资源的配置方式以及科学技术对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渗透性作用等，从根本上规制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劳动方式的概貌。当今世界作为一个数字系统，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属于数字网格的一个节点或符码。在这个由不同节点或符码互联互通的数字棋盘上，实力是决定位置的关键。在这场深刻的调整、平衡与再调试运动中，资本价值增殖的本性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和约束。一方面，数字资本作为一种公开透明、正在突破各种束缚的力量必须在连接连通中强大、成就自身，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由资本主义私有制规定的价值增殖趋势，要求资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持续自我增殖，其内在矛盾与张力成为数字经济向前发展和演化的动力与制约。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数字技术在塑造、创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明面的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域、境遇、机遇与挑战。“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人民谋和平及共同福祉的立场，面对世界变革变局下的问题和难题，中国要寻找自己的历史方位、担负自己的历史使命，共商共建维护全球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发展之道，增强符合各国利益的汇合点，积极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创设新的数字文明。